【编者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从《诗经》到汉魏乐府，来自民间的创作者用文学诉说胸中块垒。如今，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兴起打破了文字发表的壁垒，越来越多的民间写作者被看到，被阅读。第一财经阅读周刊“素人写作”系列报道，记录来自普通人的声音和他们的写作故事。以下是秀英奶奶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A面，很鼓舞人。只上过一年半学的内蒙古农村老太太秦秀英，65岁开始重新识字，画画，学会写作、上网，进而收获诸多意外——2015年出版《胡麻的天空》，7年后又出版《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第三本《婆媳之间》，她负责的部分写作和画画已经完成。眼下，她正在老家搜集第四本书的素材。

故事的B面，是两代人为了与过往和解而做的努力。秦秀英的小儿子吕永林、儿媳芮东莉是70后，他们通过高考实现了阶层跨越，一路读到博士。在上海安定下来后把她接到身边，发现一辈子都生活在社会底层，受尽时代、命运和家庭无情拨弄的母亲，依然困在久远的时空，反复诉说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苦难，听得他们揪心、无措、沮丧、烦。

最终，夫妻俩找到写作这样一种方式，让她在当农民、母亲、奶奶、外婆之外，多了一重新身份，母子、婆媳之间，也有了更加舒展、亲密的相处。“不是写东西，没人知道我的名字。”视频里，76岁的秦秀英用浓重的内蒙古口音感慨。

一切，就像宫崎骏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中那扇魔法旋转门，被执着的人奋力打开后，色彩斑斓的新世界出现在眼前。

困在时间里的母亲

吕永林和芮东莉的家与众不同。客厅里没有大沙发、电视，两面墙上装了若干玻璃大橱窗，充满艺术气息地陈列着植物叶子、果实，各种贝壳、螺、昆虫、鸟类羽毛，各色矿石，还有猫、鸟、马等的牙齿、骨头等。稀奇古怪的宝贝，是这些年夫妻俩和秦秀英一起，天南海北收集的。

有一次，秦秀英在外面散步，带回来一颗直径一厘米出头的褐色牙齿。一开始，芮东莉担心是不是人的大牙，研究了很久，又跑到上海自然博物馆看动物标本，发现是猪牙。

《三体》电影官宣由张艺谋导演拍摄，成为今年上海电影节期间的重磅新闻。6月18日，在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IP全球多元化开发的潜力与想象”论坛上，三体宇宙CEO赵骥龙在接受澎湃新闻独家专访时表示，“《三体》与张艺谋是双向奔赴。这两年，张艺谋导演在历史和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中都找到了属于中国的表达方式，这是巨大的突破。作为一名非常资深的导演，他对创作的专注和投入，也让我们非常感动。”

拳头大小的猫头骨是他们在公园里捡的，“可好玩儿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芮东莉说。她长着娃娃脸，在四川攀枝花一个三线建设工厂家属区长大，跟着邻居学了一口东北话，说话直接、响脆，性格也风风火火。无意间发现那具开始风化的猫尸体后，他们把它挪到隐蔽处，几个礼拜后再去，已经只剩一堆骨头，于是把头骨取回来，用双氧水再浸泡。

橱窗里最醒目的摆件，是一具洁白的猪头骨，秦秀英好不容易找到后，从内蒙古寄来的。送货时，快递员不知道是啥，一直抱怨臭。“我还给洗、刷了呢，就是没有消毒水，”视频里，提到猪头骨，秦秀英就笑了，“东莉喜欢这些。”表情像大人给孩子准备了期盼已久的玩具一般满足。

“有时候我们三个人除了是亲人，还像同道中人。”吕永林这样评论彼此之间的关系。但时间倒退十多年，他们不是这样相处的。吕永林至今记得，母亲65岁那年在上海，留给他的背影。

那时，他调到上海大学中文系做副教授没几年，芮东莉还在出版社工作，他们租住在上大附近一栋高层公寓的25楼。崭新的毛坯房散发着石灰和水泥味，夫妻俩从二手市场精心淘来床、衣柜、写字台、斗柜等家具。芮东莉还在水泥墙上悬挂干花，养绿色植物和小鸟，让家里充满勃勃生机。

然而很多个傍晚，吕永林下班回家，却看到秦秀英总是独自一人，微驼着坐在宽大的落地窗前沉默不语。远处是万家灯火，舍不得开灯的她在暮色的反衬下，显得格外苍老、孤独。吕永林忍不住问她：孤独吗？她平静地说：习惯了。秦秀英的回答，让性格细腻、温和的吕永林内心如针扎，觉得母亲有种被世界抛弃的感觉。

白天，秦秀英同样这样把自己和屋外世界尽量隔离。62岁时丈夫去世后，她被接来上海的次数变多了。刚开始，她在公园里看到别人跳广场舞，也跟在后面跳。一旦有人过来攀谈，既听不懂上海话也不会说普通话的她就往后退缩，结果来上海好多次了，一个朋友都没有。夫妻俩又没孩子，大多数时候，秦秀英就靠做家务、针线活打发时光，要么就是长时间默默坐着。

儿子和儿媳妇在，家里才热闹些。但秦秀英只上过一年半小学，吕永林和芮东莉是大学同学，双双读到文学博士，两代人除了日常生活，没法真正交谈。何况她一开口，还忍不住像以前一样诉苦。

“那时假期里刚回家坐下，还没等喘口气儿，婆婆就拉个小板凳坐到旁边，一边抹眼泪，一边絮叨个没完。”芮东莉皱着眉头回忆。秦秀英一倾诉，全家人情绪就跟着受影响。大女儿容易共情，听得表情凝重，偶尔还陪着掉泪。二女儿觉得有点尴尬，会紧皱眉头，劝她不要讲。大儿子表现得豁达些，微笑着打趣她又在翻陈年旧账。知识分子气的吕永林则神色复杂，只好继续翻手上的书，也不知道在母亲的啜泣声中，他究竟看得进去多少。芮东莉说，听不懂方言的她“最惨”，不好离开，只能“或者假装同情，或者假装悲伤，百般无奈地陪着”。后来才知道，每次老人说的内容都大同小异。

吕永林原以为，把母亲从生活了一辈子的内蒙古小城接到更发达的上海，她会开心起来。夫妻俩也全力陪伴，有空就带她逛公园、去外地旅行，但是一旦某种情绪被触动，她立马又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后来他才明白，就像一棵树的根、茎、枝、叶是密切连接的，如果境遇没发生根本性变化，母亲眉间的哀愁不会真正散去。

大半生“干甚甚不顺”

秦秀英在《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里总结自己“前半辈子命运特别不好，干甚甚不顺，动不动就遇上坏事情，躲也躲不开”。

1947年，她出生在河套平原上一个叫“二喜民圪蛋”的村庄。七八岁开始帮家里撕棉花、搓麻绳，11岁那年割草时，突然眼前立起一条蛇，吓得她拔腿就跑，打定主意要上学。第二天上午，背着大人偷偷到学校报名。她跟着姐姐学过拼音，父亲也教过算术，插班上了二年级。秦秀英学习很好，语文、数学都考高分。结果到了1960年，家里没吃的，上学也没有干粮拿，就不再去学校了。老师几次捎话叫她回去复学，母亲都瞒着她。

和家里姐妹一样，秦秀英17岁就结婚。那时北方农村家庭里女性地位卑微，妻子没有话语权，也没有经济权，都是丈夫做主。“文革”时，丈夫因为公公是小地主而受牵连，心情不好就找她“闹”，“打架、吵架，不怎么说话”。经年累月，温和、本分的秦秀英无法忍受了，想离婚。可哪有那么容易，“男方不好也不允许女的离婚，说‘好女不嫁二男’，再不好也要过下去”，最后秦秀英只得打消念头，“我也舍不得这些娃娃”。

她开始努力好好生活。和丈夫一起盖的房子有个大院子，里面里有水井、谷仓、鸡窝、猪圈、羊圈，还种着指甲花、牵牛花、蜀葵等植物。每当秦秀英走进院子，后面就跟着一群讨食的鸡、羊，金色的阳光洒在院子中央，晾晒的衣服随风飘扬。多年后吕永林回想起来，还觉得少年时期“拥有过最澄澈的天光”。“那时看电视，很多东西我一看就能记住。手也挺巧，孩子们的衣服都是我缝的。改革开放后我勤快，啥都做得挺好。”一贯谦卑的秦秀英这样评价年轻时的自己。

上世纪90年代，一辈子都想离开农村的丈夫，终于和兄弟一起在镇上开了家木材加工厂，秦秀英也跟着到了镇上，但生活并没如愿好转。很快，木材厂经营不佳，年近五旬的他们只好四处打零工。丈夫骑着三轮车给饭店送酱油、醋，秦秀英去鞭炮厂做小烟花，每天做700件才赚5块钱。后来到油厂补麻袋，年纪渐长后，在女婿的帮助下开了个烟杂店，收入仅够糊口。

在子女们的人生大事安排上，秦秀英也有很多遗憾，“娃娃们的命运都在父母手里掌握了，父母给思谋不好，孩子的前途就毁了”。大女儿从小就懂事，经常帮她担水，初一时看家里条件差，想回来帮忙干农活。那时土地刚包产到户，平均每家能分到几十亩地，是秦秀英人生中真正感到快乐和幸福的一段时光，她觉得日子比大集体时代好，“脑子糊涂了”，就同意了大女儿辍学。

到大儿子初中毕业时，秦秀英认为“种地能有甚出息”，“我刨了大半辈子也没弄下个甚”，有城市户口和工作才要紧，让他上技校学财会。毕业后，大儿子如愿分配到粮库上班，然而后来还是下岗了。

秦秀英最愧疚的是老三，也就是二女儿红侠。红侠本来成绩挺好，已经考上高中，但丈夫一辈子都喜欢听教书的妹妹的话，硬要让二女儿在五原县读技校，结果1988年毕业，1992年就下岗。随后她在鞭炮厂、饭店打工，走街串巷卖廉价化妆品，还没结婚成家，就过早体会到生活艰辛。秦秀英特别自责、痛心，她在《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里写，曾在地里冲太阳跪下磕头，求神保佑二女儿。芮东莉说，那个细节看得她“眼泪哗哗直流”。

被“改造”的母亲

吕永林是秦秀英最小的孩子，身材颀长，待人谦和，如今是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他和二姐一样，从小就展露出是“读书种子”。上乡村小学，参加县里数学、语文、毛笔比赛，都能拿一等奖。还像大姐一样孝顺，看到秦秀英袜子坏了舍不得换，就把买饼干的钱省下来，比赛结束后给她买了双丝袜。

1990年，吕永林中考失利，离县里最好的一中差8分，只能上另一所普高。如果去了那里，就和姐姐、舅舅们一样，“一辈子被扣押在故乡的土地上”，没法走出五原县城。此时的秦秀英不再妥协，找亲戚帮忙，硬是把他送进了一中普通班，往更广阔的远方推了一把。

可是高三时，丈夫又听了他妹妹的话，不想让吕永林上学，要他改学技术，为此和妻子天天吵架。那年高考，吕永林虽然考了全班第二，但没上大学录取线。秦秀英不甘心，让他复读。次年，吕永林终于考上大学，彻底离开家乡。

17年后在上海，看着总是郁郁寡欢的母亲，就像当年自己的命运被母亲用力扭转了一样，吕永林也萌生出“改造”她的念头。那是2011年，作为国内最早的自然笔记倡导者之一，芮东莉正在做自然笔记创作。夫妻俩觉得，种了几十年地，也喜欢花花草草的秦秀英可以学做自然笔记，“找点事做”。

《胡麻的天空》里记录了初学的情形。一开始，秦秀英说自己文化水平太低，没画过画，害羞推脱。和小两口磨了近半小时，尤其怕芮东莉不高兴，才勉为其难画了一幅。“任务”完后成得到夫妻俩的竭力鼓励，才没那么紧绷。

后来，芮东莉“得寸进尺”，要求她写上日期、地点、天气等情况，每天下班回家还要“检查作业”。从来都宁可委屈自己也要为别人着想的秦秀英，真的硬着头皮认真查字典，认字、写字。她是左撇子，左手执笔画画，右手执笔写字，把一本《新华字典》都翻烂了。

2013年，吕永林调到上海大学教创意写作，有一个重要环节是“写作工坊”，把选题、结构、细节等拿来讨论、分享。自然地，他和芮东莉建立了“家庭写作工坊”，引导母亲写作。“她喜欢倾诉，最不缺细节。但没有写作技巧，文章开头啰嗦，不知道如何衔接上下文，思路也很跳跃。”他们一点点教她如何讲故事、写结尾。

年迈的秦秀英一路走得踉踉跄跄，不时忘记儿子和儿媳妇教的各种知识，错别字也很多，“已经”写成“以今”，“那个”写成“乃个”，“衣”写成“农”。少不了沮丧、抱怨，也想过放弃，“我就是羡慕那些老太太，什么也不搞，就坐在一起，聊聊天度过一生”。最后，凭着一股轴劲，她写和画出了很多老家河套平原上熟悉的事物：死去的小狼，雪地里骑骆驼的年轻人，豌豆下的乌蛇，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的芨芨草，缀满宝石般的浆果的哈莫儿……这些几百字到数千字不等的小文章，汇集成第一本书《胡麻的天空》。

自从开始写作和画画，秦秀英更加努力和吕永林他们保持精神层面的某种同频。黄兴公园里有一片银杏林，是他们特别喜欢的地方。天气好的夜晚，经常坐在长木凳上看星星，她渐渐认识了木星、火星，还有别的星座。

“如果照着农村老人普遍的道路走下去，她就不会再次进入子女的世界。”吕永林和芮东莉都认为，归根到底是秦秀英自己有动力，想改变自己，“她一直喜欢有文化，憧憬了几十年，终于有机会能把小学时学的一些东西捡起来，变成一个有文化的人”。

通过写作“报仇”

到了《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植物不再是主角，而是作为引子，引出秦秀英经历和见证的一个个人生。不可避免地，又会想以前的苦，“她回忆的套路就是首先想到不好的事”。芮东莉说，初稿也是千篇一律的“诉苦”，人物形象扁平，编辑甚至一度没有出版兴趣。

他们再次耐心地引导她，“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都是苦的，想想有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喜欢些啥？”慢慢地，秦秀英另一扇封尘已久的记忆之门才打开，一点点洒进光亮。她的父亲，不再是吕永林幼年印象中那个中风后躺在炕上不能动弹、说话含糊不清的姥爷，而是名字古典的“秦子元”。他喜欢听戏，曾经带着秦秀英走了十五里地看《斩窦娥》。手也巧，粉条做得好，大集体时代还被别的公社请去教人漏粉条，得到认可后特别高兴。“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哪怕是普通人，也有这样的时刻。”芮东莉很喜欢修改后的《父亲》，吕永林对姥爷也有全新认识——他内心细腻、丰富、敏感，和莫言笔下的单干户“蓝脸”很像，勤勉、本分、善良，“但为时代所不容”。

修改时间最长、写得最痛苦的一篇文章，是写自己的四妹妹。作为全书最悲惨的人，秦秀英形容她的人生就像一颗“苦豆子”，开出的花素雅清新，结出的果子却极其苦涩、寒凉。四妹妹从小就长得好看，可惜有六根手指头，十多岁时去医院做了手术，笑容才多起来。她本来找了个城里人订婚，后来男方入党，工作也转了正，看四妹在农村前途还没着落，就提出退亲。四妹妹受打击后精神出了问题，变得有些疯癫，几年后，父亲半身不遂没法劳动，家里条件越来越差，只得把她匆匆嫁人。

生了两个儿子后，她再次遭受命运的残酷锤击，被村里一个光棍强奸，此后精神疾病越发严重，连衣服也不肯穿，婆家把她圈到一个小房子里，门窗全部堵上。时间久了，人都蜷缩变形，没法站起来，死的时候，才47岁。芮东莉说，写四妹妹那段时，秦秀英整个人都很低沉。有一天，她像往常一样随口一问：“四姨一辈子有啥开心的吗？”没想到秦秀英突然哭了，后来才终于想起，她读过三年民办小学，在村里算是“文化人”，订婚前曾教过一段时间幼儿园。那时，四妹妹对未来充满憧憬，教学认真，孩子们也很喜欢她。后来，秦秀英还补画了一幅四妹妹带着小朋友们弹玻璃球、跳绳的画。

吕永林他们希望通过类似引导，让秦秀英改变之前的思维定势，“她的人生当中很多人也给了她温暖，再艰难的人生都会经历些美好时刻”。

但是有一些人，秦秀英始终不肯改变评价。“我婆婆为什么要写队长秦锁父子？是对他们恨之入骨。”芮东莉说，秦秀英通过写作“报仇”，宣泄内心的恨，因为四妹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些时刻，都被“村霸队长”秦锁毁了。订婚宴上，他一看男方开来村里人没见过的东风车，再加上被秦秀英不小心得罪过，妒火中烧，当场借着酒劲把桌子掀翻、碗盘砸烂，被家人认为“兆头不好”。后来还多次卡四妹妹入党，而入党，又是四妹妹给男方许下的诺言，实现不了，哪怕领了结婚证，男方也不认可两人的婚姻关系。“那时一个小小的大队政治队长，就能把一个鲜活的生命给毁了。”说起这些，芮东莉也很气愤，“杀人不见血，太可怕了”。

《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里，丈夫是秦秀英唯一没专门写的家人。吕永林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躺在床上给他讲民间关于忠孝仁义的故事，教他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年迈后在上海与芮东莉相处，他也非常客气。可是他却没有这样温和地对待妻子。“解放了还是老观念，男的不做饭，不做家务，”秦秀英解释不单独写丈夫的原因，“他对我一直轻视，我也不喜欢。”

她是有地位的人了

出版了两本书后，秦秀英的变化是明显的。“以前显得很苍老，现在整个人有心气劲儿，创作这些事情占据了她很多时间和精力，诉苦就少了，”吕永林感叹，“人还是要一些情感寄托的东西。”

“我也是感觉到开朗了很多。”秦秀英不好意思地笑着说，以前见了人不知道该说啥好，没话说。“有的时候说着过去的事，我会哭。后来写得多了，慢慢也就看开了，也敢写了。”如今，她对写作越来越自信，有了想法跟儿子他们讲讲，就开始动笔。

闲暇时，秦秀英也看书。她的两本书都是刘震云作的序，她便读了他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以前为了练习普通话，芮东莉给她买过北岛主编的《给孩子的诗》，但她没法理解孩子们的想象，不感兴趣。前段时间赶在回内蒙古前，她花半个月时间读完了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吕永林猜测，那个时代是她熟悉的，才愿意把这本砖头书看完。

她还接受了很多记者的采访。吕永林说，社会的广泛关注，让她的个人尊严感得到极大提升。这对一个大半辈子生活在农村、毫无话语权、习惯了谨小慎微，每个月只有100多元农村养老金的老人来说，非常重要。“别人看老太太的眼光都不一样，老太太说话的分量也重些了。大家会觉得，她是有地位的人了，想对她说什么，也要掂量掂量再讲。”

秦秀英把四个子女比作内蒙古荒滩上再普通不过的植物防风，果子同根同源，在秋风的吹拂下却飘向不同的地方。但和大多数传统的中国家庭一样，历经坎坷的他们非常内秀，很少像母亲在文章中那样袒露情感。吕永林说，自从秦秀英走上写作、画画之路，她就成为兄弟姐妹之间感情联络的新纽带。每出一本书，记者每写一篇报道，子女孙辈们都引以为傲，在朋友圈纷纷转发。上个月，上海电视台去内蒙古给秦秀英拍纪录片时，要一个方言“翻译”，本来在家带孙女的大哥非常积极，四处张罗，不仅和亲家协商那几天带孙辈的分工，还负责提供拍摄车辆，愿意兼做“翻译”，“是个系统性的工程，”吕永林开玩笑说，“我们也没想到那么复杂，家里想得还是蛮周到的。”

以前，因为方言、性格、生活习惯等的不同，秦秀英和芮东莉之间多少有些疏远。通过教秦秀英做自然笔记，目睹一幅幅画、一篇篇文章诞生，芮东莉对婆婆也有了更多了解，“她喜欢养兔子、养鸡，养猪也是一把好手，以她的勤快和擅于学习，在农村当个养殖户，完全可以把一个家经营得很好，让几个子女好好读书。但是没办法，遇到那个时代，遇到那样的人。”

然而，对于人生中大多数时光都自感无限悲苦的秦秀英来说，暮年出现的这些暖光，不足以照亮她所有的过往。“苦是诉不完的，会一遍遍，一轮轮！负能量说来就来，然后我们毫无准备，劈头盖脸又遭受她的负能量的暴力！”芮东莉快人快语，一旁的吕永林依然是微笑的眼神。“所以我们都以一种艺术性的方式来把情感宣泄出来。”芮东莉说，他们正在准备新书《婆媳之间》，讲相处的日常。婆媳关系中男人的作用甚为关键，吕永林也会写文章，这将是他们三人的联手之作。

“我一直没琢磨透，为什么快乐的事情她记得淡、讲得少，脑海里占据的都是苦恼的、创伤的记忆？”吕永林说，可能还是跟秦秀英的生活状态、感受、个人意识有关，不愉快的事才会在大脑中覆盖得太深太深，“我跟东莉意识到这一点后，会反思。我们的生活要朝着明天，朝向未来”。

《胡麻的天空：一位母亲的“自然笔记”心灵史》

秀英奶奶绘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铁葫芦2015年5月版

《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

秀英奶奶、吕永林 绘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2022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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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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